正当明军的河南总兵摩拳擦掌，要到洛阳寻元帅府的河南总兵。

西安府的刘承宗则正在享受战争胜利的果实。

漠南之役，这场在崇祯看来，实属刘承宗造反，堕名城、蹶名将以来，六年反叛，打过最丢脸的战役。

抱头鼠窜啊。

但是对刘承宗来说，却是其起兵生涯中，得来最简单的巨大胜利。

元帅府任何一寸土地，都是刘狮子亲领军兵，刀枪开路，明抢豪夺，打出累累尸骨，直教西北无敌手，才一块块拼出如今广袤无边的帅府版图。

唯独漠南，比青海、甘肃加到一起还大的漠南。

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杨麒，名不见经传的败军之将。

额璘臣，被林丹汗废了汗号的济农。

两万漠北蒙古的散兵游勇，就是三汗亲自领军，都不敢跟后金扎刺。

刘承宗多骄傲啊。

方圆五百里的部落全赶着牲畜帐房钻进鄂尔多斯大漠，主力收缩一路避战，大都督龟缩城内不敢应战。

是狼狈了些。

但是过程不重要。

刘承宗看重的是结果，他对杨麒等人的命令，就是让他们在漠南维持存在。

换句话说，只要杨麒那些人活着，在漠南草原上活着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也已经完成了刘承宗的部署。

就连刘承宗自己都没料到，他把数以千计的空头支票开出去，漠南都督府的蒙古兵就能长驱奔袭，冲进哈喇慎的领地。

让首屈一指的部落国成为一地骨灰，差一点就让哈喇慎成为历史名词。

最终的战役结果，杨麒的漠南都督府不仅维持了存在，还让元帅府的威势笼罩在漠南草原的天空。

什么大明，什么北元，什么后金，什么漠北三汗，在笼罩之下全是土鸡瓦狗。

没有任何人，能在漠南庇护元帅府的敌人，哈喇慎就是下场。

来的时候再猖狂有什么用，你总要回去，你回去了，我还在这儿，我才是这里的主人。

这就是胜利，伟大的胜利。

到这个时候，对刘狮子来说，需要考虑的便只有如何消化战果这一件事了。

因为封赏很难啊。

立下如此大功，不封赏是不合适的。

但是封赏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当时他给杨麒他们的官职，甚至包括漠南那些千户万户的册封，实际上都是战后才该有封赏。

也就是说，本身就是顶格了。

况且，杨麒和额璘臣，此次战役中出力最大的两个人，都有个问题：没儿子。

杨麒的儿子，早些年在驻防山海关的时候死了；额璘臣的儿子，则是跟林丹汗干架的时候死了。

后来这些年，大家的生活状态都一样，在战火中颠沛流离，谁也顾不上下崽儿。

以至于荫官都很困难。

不过所幸，进入关中的刘承宗，正处于人生中最富裕的时候，同时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。

所以刚好，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。

他的封赏也很大方，首先是给杨麒赏银五千两，在静宁州赐田地万亩、草场万亩，另有甲胄、宝刀、骏马、衣裳。

同时在杨麒的兰州老家，选子侄辈亲戚两人入羽林营，授都尉衔。

与之对应的是粆图台吉、贺虎臣、王承恩，以及随军出征漠南的各级军官，赏格依次降低，授予田地、草场都在静宁州、固原州等地。

因为那些地方没人，田地也好、草场也罢，都早就撂荒了，整个陕西除了关中，哪儿都缺人，也没法子搞移民。

毕竟移民这东西，并不是说一个地方的人吃不饱饭，把他们移到别处去，就能吃饱了。

实际上移出去，只能让别的地方也吃不饱。

原因很简单，古代的农业社会，恩格尔系数太高。

就比如大明万历以后，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单位。

普通人打个长短工、当个走卒贩夫，一年挣上十两银子很简单。

做的是最普通、最普遍的工作，拿的也是最普通、最普遍的薪水。

这让十两银子看上去，好像没多少钱。

但同样也是在这个时代，一户人家有二十两的固定资产和财富，就算中人之家了。

就会显得好像很古怪，怎么刨去宅子、牲口、几亩地，一户人家的财富，还没有一个人出去做工一年的薪水高呢？

因为商品经济发达，让社会崩得很紧张。

一年挣十两银子很简单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拿这十两银子买什么大物件儿。

原因和明朝这场大起义一样：人要吃饭。

这个人自己吃饭就得吃掉九两，所以古话说人无横财不富，因为收入在基本水平以下，根本不可能攒下钱。

这场大起事，它一开始跟农民没关系。

旱灾来了粮价翻倍，陕西的正经农民如果不遭遇人祸，大概率还在地里老实刨食。

但是因为吃商品粮的人已经要饿死了，当兵吃饷的刘承宗、当差吃粮的张献忠、当卒送信的李自成、手艺糊口的王自用……这帮人吃不上饭，造了反。

移民，就等于把这些手停口停的人移走，或者把地里刨食的人变成流民。

非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会创造出新的人口问题。

没饭吃的人，是百分百被土地拴住，就算杀人越货当土匪，都只能当个坐寇。

他们但凡有路上吃的口粮，也不至于变成流民、变成土匪。

只有让有饭吃的人，去有饭吃的地方，才能成功移民。

像静宁州那些空有土地，却没人的地方，刘承宗很难主导移民，成本太大了。

但是把土地赐给漠南立功的将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手上有钱有人，地赏出去，不论安置伤兵还是让家眷打理，都能把田地利用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