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年以来，天下逐步滑向深渊。
人命不值钱，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。
至今北方只剩刘承宗有资格、有能力把人命当回事。
张一川没有刘承宗的本事，可是扫地王有属于扫地王的理想，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。
河南是中原，有一望无际的平原，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豫西地区，地貌依然以山地丘陵为主。
这里老话叫五山四陵一分川。
没有平地。
感染瘟疫的逃兵溃卒、无食充饥的流亡农民推着独轮车，在山道间游来荡去，把瘟疫传播到经过的每一个地方，因为没有人会收留他们。
河南遍地林立的堡寨，并不仅仅是为防兵备寇。
堡寨的起源，是河南地区在崇祯五年、六年经历的两次大洪水。
涝灾中幸存的人们，在高地重新修建家园，正赶上杀进华北平原的农民军被打回陕西，过境河南。
人们就把村寨修起高墙，为求自保拿起武器，在青黄不接的季节，追随堡寨里最强悍的人，保护家人和口粮，以期熬过难捱的年头。
但是一年比一年难捱，外部环境随着涝灾结束急剧恶化，遍地瘟疫、贼寇，临时宗族邻里自保性质的堡寨，逐渐成为山间野地自治的常备军。
继而，分成泾渭分明的士绅堡寨和豪强堡寨。
但不论是什么寨子，都不会接纳外人。
饥民、土匪、流寇、乱军、官军，不论来者何人，想进堡寨，就只有攻陷它一个办法。
因为在这个年代，河南人没有陕西人运气好。
在旱灾的发源地，老陕很难说运气好。
涝灾的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旱灾，甚至还隐隐胜过了旱灾。
因为大范围旱灾带来的威胁是刻骨也是慢性的，秀山清水变成荒山秃岭，需要时间，很长的时间。
旱灾就像一把钝刀子，一刀刀剌在人类于和平年代建立的温情社会之上，直到完全崩溃。
当温情皮肉褪尽，只剩一具弱肉强食的残酷骨架。
陕西社会被迫降级，人们就像宠物重新变回野兽。
温良恭俭让，那些当宠物时吃饱撑出来的秉性，不需要了。
凶猛、狡猾、残忍，隐藏在骨子里的野性，浮现出来，帮助人活下来。
再重新建立秩序。
而涝灾带来的伤害，是瞬间和短期的。
天象骤变，暴雨骤注，洪水泛滥，冲山倒峡，狂风拔树，骤雨偃苗，屋瓦吹飞，漂屋没村。
昼夜之间，睁眼已处泽国之中，一无所有。
人们不需要像野兽一样，因为野兽也会死在洪灾之中，它完全是运气，全看爆发洪灾时，人在高地还是低地。
站得低，就算有盖世勇武、绝伦智慧以及比肩神灵的领导力，也难逃一死。
随后是短期的瘟疫。
大旱之后必有蝗灾，大涝之后必有瘟疫。
前者是因为蝗虫会在盐碱地产卵，旱灾加剧土地盐碱化，人类不再照顾旱地，蝗虫得到极好的生存环境。
后者则是因为水灾过后，活下来的蠃、鳞、毛、羽、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，相互接触；死掉的东西在水上漂浮，聚尸成丘，腐烂爆炸。
所以瘟疫这几年在河南，是很常见的东西。
不论坏人还是好人建立的堡寨，都能形成一个共识：外来人，可能会传染瘟疫，也可能是官军或流贼的探子。
总之，把他们拦在堡寨之外，离近了强闯就用鸟枪打死、弓箭射死，最稳妥。
但张一川能收留他们。
别人害怕流寇、官军……张一川不怕。
流寇、官军这种东西，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。
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，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，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。
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。
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，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，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。
因为看不见、摸不着、杀不死、防不住、躲不过，只能硬着头皮闯。
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，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
在这过程中，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，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、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、流民、土匪、强盗乃至老弱妇孺，并将之依照宗族、职业、地域等特点，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，协同行动。
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，张一川做为首领，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，随后下面随招随编，编出二三十个大队。
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，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、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，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，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，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。
大队下面再分出七八个小队，对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挟，一切命令都听大管队的，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，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。
所以这种指挥，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，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。
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，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、也不需要管理兵粮，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。
没人愿意停下来，停下来就是死，只能跟着大队行动，在豫西翻山越岭。
每一个层级的队伍，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，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，让走就走，让停就停。
走的时候只管行军，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，随处安营，打马草的打马草、该打粮的去打粮。
染病的人在各大队下面独自编出个小队，跟得上就走出一条生路，跟不上了就掉队、减员，躺在地上等死。
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，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，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，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、山间堡寨。